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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如何在疫情“源头” 防控上发挥法律监督作用

作者:田念民     发布时间:2020-03-31 11:09:42     来源:洛南检察院    浏览次数    【字体: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当前疫情的发生,检察机关如何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在疫情“源头”防控上狠下功夫,更好地保护自然环境、保护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不揣冒昧,略述管见。
       一、加强疫情源头法律监督的必要性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蔓延,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安全,影响社会大局稳定及经济发展,检察机关加强疫情源头治理,强化法律监督显得十分必要。一是宪法赋予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现实需要。目前,非法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动物及制品,非法狩猎、杀害野生动物等现象依然严重,相关国家机关虽然一直在加大治理力度,但效果不是十分明显,一些违法犯罪分子依然铤而走险,挑战法律底线,致使大量野生动物被猎杀、贩卖,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加之,一些职能部门未能严格执法,少数工作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甚至在个案处理上存在徇私枉法,导致野生动物保护不力,滥食、销售野生动物黑市依然存在,为疫情扩散蔓延埋下后患,严重威胁群众生命安全。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应当根据刑诉法、动物保护法、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发挥立案监督、批捕、起诉、公益诉讼等职能作用,这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责,在诉前、诉中、诉后始终可以依据法律规定强化监督。而且,检察机关具有法律专业队伍优势,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疫情发生的关键时刻打好法律监督攻坚战。二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必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他讲到,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并且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可见,保护生态环境十分重要,野生动物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上,我们更应尊重和保护,保护自然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事实证明,破坏生态环境,非法捕杀野生动物会引发严重后患,遭到自然界的报复,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所以,保护野生动物是我们每位中华儿女应有的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是依法治国和提高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依法治国,把依法治国作为国家长治久安、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来谋划。习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在新冠病毒疫情发生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强调,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并要求要严格执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这充分说明了,强化野生动物保护,阻断疫情源头,加强防控,推进法治建设,提高公正执法、依法治国能力建设是关键,这是党和人民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新期待,也是落实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国指示精神的重要体现,更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的历史性考验。
       二、存在的问题
       当前疫情发生的复杂性、严峻性,充分暴露出我国的疫情防控、法制建设以及执法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一是野生动物保护、市场监管等法律法规不够健全。野生动物保护范围、分类管理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法与传染病防治法的衔接等方面存在一定漏洞,法律监督手段、监督措施缺失,给相关部门执法和司法监督职权行使带来困难;二是法制宣传不到位。宣传缺乏深度和力度,有的地方甚至走形式,走过程,没有真正从法律方面宣传非法猎捕、贩运、销售、滥食野生动物的危害性,人民群众对野生动物保护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三是打击力度不够。由于刑法规定非法猎捕、贩卖、销售野生动物有关罪名起刑点低,导致许多案件判处较轻,甚至有的案件在行政执法或侦查阶段就被降格处理,有的由于法律层面未涉及无法达成共识未作处理,加之,法律监督又难以跟进,这些都不利于严格执法,有效打击违法犯罪,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四是执法体制不健全。没有形成完整的执法合作机制,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存在脱节现象,各自履行职责,配合协作、执法衔接不够,行政执法监管缺失。
       三、几点建议
以上问题的存在,不利于野生动物保护等法律法规的公正实施,也不利于监督职能的正确履行。为加强疫情“源头”监督治理,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笔者试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立法司法规定。立法机关应当在原野生动物保护等法规基础上,及时将非法生产、销售以及发布广告、推广猎捕工具等行为纳入法律规定,最大范围减少捕猎工具的违法流通,增加相应罪名,把非法加工、食用野生动物以及造成传染病疫情的也应纳入犯罪依法处理。针对在刑事责任承担方面,罚金过低、轻刑和缓刑率过高等问题,法律应当提高违法犯罪成本,增强打击实效性。明确违法与犯罪规定界限,形成有层次、有区分的处罚体系。在规定刑事处罚同时,建议设置相关民事责任,增强民事处罚力度。对野生动物、非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级管理要进一步完善法律规定,以全面禁捕、禁售、禁食为原则,尤其要强化野生动物保护法与传染病防治法、市场监管法规的衔接,规定更加严格的法规体系,为公正执法打下基础。另外,还要在监督体系、检察机关监督措施上、监督方式上加强立法,不断拓宽监督范围,赋予检察机关更多监督职权,使检察监督更能发挥有效作用。
       (二)强化宣传效应。检察机关应当主动协同有关职能部门不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结合典型案例,利用报刊、网络、微信等平台,大力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卫生防疫以及市场监管等法律法规,宣传非法猎捕、贩运、销售、加工、食用野生动物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及时公布一批典型刑事和公益诉讼案例,以案释法,从保护生态环境,关乎生命健康角度,不断强化宣传,让普通百姓入脑入心,人人做到知法、懂法、守法,时刻牢记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使每位公民自愿担负保护野生动物的责任和义务,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确保人类平安健康,通过扩大宣传,强化对疫情“源头”治理监督。
       (三)增强诉讼监督实效。检察机关要加大打击力度,保护野生动物。在快捕、快诉前提下,加强对侦查、审判、执行活动的监督,重点落实在办案监督上,防止执法部门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及时掌握案件侦查进展情况,积极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要对遗漏罪犯、罪行,依法予以追捕、追诉,不断强化侦查活动监督。同时,应当对公安机关办理的涉野生动物治安案件适时全面排查,强化立案监督,对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及时办理,做到不枉不纵。要加强与法院的沟通,依法从严提出量刑建议,强化审判监督,对量刑畸轻、适用缓刑不当的,依法以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坚决予以纠正,提高法律震慑力。另外,也要加强对行政执法部门办理野生动物案件的检查,强化行政执法监管力度,严防不移交刑事案件问题存在,切实维护法律权威,努力实现 “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
       (四)健全执法机制。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四大检察”优势,主动加强与公安、林业、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共同建立跨部门的联动协作机制,强化执法组织建设。要探索建立行政违法和公益损害线索双向移送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协调机制,完善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席会议等制度,多部门共同分析总结涉野生动物保护案件规律特点,进一步形成保护野生动物的合力。以执法活动为载体,制定方案,全方位开展执法检查,尤其以市场监管为重点,不断排查黑市隐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要从严厉打击野生动物违法犯罪活动入手,阻断野生动物疫源疫病传播风险,力争从源头把好疫情防控关口。
       (五)发挥公益诉讼检察优势。近年来,检察机关开展了大量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培养了一批检察公益诉讼专业人才,积累了丰富的司法技能和办案经验。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利用优势,立足公益诉讼职能,强化法律监督职责,积极开展疫情源头防控,在对非法捕猎野生动物行为予以及时打击同时,注意发现野生动物保护中存在的监管漏洞,积极稳妥探索拓展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利用联合执法检查,注意发现生鲜、肉类市场检验检疫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检察建议,促进完善相关治理措施,在公益诉讼工作过程中,注意工作协同,不断完善信息共享、案件移送、调查取证配合、专业技术支持等工作机制。在追究猎捕、销售、贩运野生动物等犯罪过程中,发现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据规定提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和个人违法行使职权致使国家或社会利益受到侵害的,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发现失职渎职的应当及时移送纪检监察部门处理。
       总之,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检察机关还处于实践探索阶段,还需要不断摸索、总结和完善,此项工作的开展,必将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可以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进一步落地落实,对于今后检察机关疫情“源头”防控,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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